亿融配资管理层频繁动荡、数字化转型缓慢，浙商银行行走在风险边缘

（原标题：管理层频繁动荡、数字化转型缓慢亿融配资，浙商银行行走在风险边缘）

编辑 | 虞尔湖

出品 | 潮起网「于见专栏」

近年以来，互联网金融行业发生了巨大变化。在经济增速换挡、金融监管趋严以及数字化浪潮冲击的大背景下，银行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革与挑战。而浙商银行作为全国性的股份制商业银行之一，其危机与挑战也逐渐暴露。

而且，无论是从行业角度来看，还是横向对比浙商银行与其他银行的资产质量、盈利模式、战略转型等，都能看出其当前发展面临的困境。虽然在财务层面，其不良贷款率看似维持稳定，甚至有所下降，但深入剖析其财报数据和业务布局，一系列深层次的危机与挑战逐渐浮出水面。

而这些发展问题，不仅关乎浙商银行自身的可持续发展，也折射出中小银行在复杂经济环境下的生存困境与转型难题。

而通过分析其资产质量、盈利模式、战略转型三个核心维度，以及浙商银行公开的财报数据，或许可以对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窥探一二，甚至可以发现这些问题的根源。

资产质量承压，不良贷款风险攀升

据分析，浙商银行的资产质量承压，尤其是其不良贷款余额、逾期贷款余额“双升”，更是暴露出其背后的资产质量隐忧。

浙商银行近年来的不良贷款率数据呈现出一定的迷惑性。表面来看，浙商银行财报数据显示，2022年-2024年，其不良贷款率分别为1.47%、1.44%、1.38%，连续下滑。这似乎意味着，该行资产质量在不断改善。

然而，其不良贷款余额却从2023年末的245.96亿元增至2024年的254.94亿元。而且，截至报告期末，逾期贷款余额335.11亿元，比上年末增加57.25亿元；其中90天以上逾期贷款211.12亿元，比上年末增加15.97亿元。

这种不良贷款率下降与余额上升并存的“双升”现象，实际上揭示出资产质量的真实压力，并未得到有效缓解。

不良贷款率的下降，可能更多得益于银行加大了不良贷款的处置力度，如通过批量转让、核销等手段暂时性地美化了数据，但潜在的风险并未真正消除。逾期贷款余额的大幅增长，表明新的风险正在不断暴露，未来不良贷款生成压力依然巨大。

尤其是长三角地区作为浙商银行的核心业务区域，其不良贷款余额达161.15亿元，占全行不良总额的63.2% 。长三角地区经济活跃度高，但也面临产业结构调整、外部需求波动等风险，区域经济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直接冲击银行的资产质量。

据分析，深度绑定房地产行业，是浙商银行资产质量承压的重要原因。2017年底，其房地产贷款规模仅为732亿元，但到了2023年底，这一数字已激增至1777.49亿元，五年间增长了243%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据2023年年报显示：浙商银行前十大贷款客户名单中，房地产企业占到半壁江山，第一、第三、第五、第六、第十均为房地产企业。

而从不良资产的角度来分析，尽管2024年浙商银行财报数据显示，其房地产行业的不良贷款为28.85亿元，同比减少15.23亿元，不良贷款率1.55%，同比下滑0.93%。而且，公司前五大贷款客户中，有三个属于房地产业，贷款金额分别57.33亿元、49.64亿元、39.76亿元。

但是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改善主要源于风险出清，而非基本面好转。例如，公司前五大贷款客户中，有三个属于房地产业，贷款金额分别57.33亿元、49.64亿元、39.76亿元。

据观察，近年来房地产行业整体经历了深度调整，销售规模同比下滑39.5%，众多房企面临资金链紧张、债务违约等问题。而在这种行业大环境下，浙商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信贷依赖，使得其资产质量，极易受到房地产市场波动的影响。

房地产行业的风险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和连锁反应。一旦房企出现资金问题，不仅会导致银行贷款回收困难，还将引发抵押物价值下降、上下游企业资金链断裂等一系列问题。浙商银行在房地产领域的大规模信贷投放，使得其面临的系统性风险不断积聚。

可以预见，如若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，银行可能需要计提更多的资产减值准备，进一步侵蚀利润，甚至威胁到资本充足率和银行的稳健运营。而浙商银行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，也将构成极大的风险。

净息差收窄与非息收入增长乏力，盈利模式之困难解

在净息差持续收窄的行业大背景下，浙商银行的盈利能力面临严峻考验。2024年，其净息差降至1.71%，同比下降30个基点。

不过，据2024年前三季度数据显示，光大银行以2.12%的净息差领先，招商银行、平安银行分别为 1.99%、1.93%，兴业银行和中信银行均为1.79%，浙商银行彼时为1.62%，而到了2024 年末，浙商银行净息差为 1.71%。这也意味着，在股份制银行中，浙商银行净息差处于中等偏下水平。

对比同处浙江地区的宁波银行和杭州银行，浙商银行的净息差也不占优势。公开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末，杭州银行以1.95%的净息差位居前列，宁波银行稍逊一筹为1.86%。对比之下，浙商银行与杭州银行、宁波银行存在地域层面的竞争，但是在净息差方面却“技不如人”。

据分析，浙商银行净息差的收窄主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。一方面，市场利率下行导致银行资产端收益率下降，而负债端成本却难以同步降低。随着利率市场化的推进，银行之间的存款竞争日益激烈，为了吸收存款，银行不得不提高存款利率，进一步压缩了息差空间。

另一方面，贷款市场竞争加剧，银行在争夺优质客户时，往往需要降低贷款利率，这也对净息差造成了负面影响。

据浙商银行财报数据，其利息净收入同比减少23.71亿元，降幅达4.99%，直接反映出净息差收窄对银行盈利的冲击。净息差是银行盈利的核心指标，其持续收窄使得浙商银行的传统盈利模式难以为继，亟需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浙商银行2024年非利息净收入同比增长39.05%至224.93亿元，但深入分析其收入结构可以发现，增长主要依赖传统的手续费及佣金业务，新兴业务如财富管理、投行业务的贡献度仍较低，难以对冲息差收窄的影响。

此外，在财富管理领域，浙商银行与头部银行相比，在产品创新、客户服务、投研能力等方面也存在一定差距，受竞争关系影响，浙商银行也难以吸引高净值客户，市场份额有限。

从利润结构来看，2024年浙商银行净利润增速仅为0.92%，远低于杭州银行的18.08%和行业平均水平。与此同时，浙商银行2024年的信用减值损失同比增加20.82亿元至281.95亿元，增长幅度为7.97%。而其拨备覆盖率从2023年的182.60%降至178.67% 。

这些核心业绩指标的变动，都表明在利润空间收窄的同时，浙商银行的风险抵补能力也在弱化。同时也将意味着，浙商银行利润结构的失衡，使得其在面对市场波动和风险时，缺乏足够的抗风险能力和盈利韧性。

管理层动荡与数字化能力短板，暴露战略转型挑战

不可忽视的是，浙商银行的战略稳定性，正受到管理层动荡的严重冲击。自2018年以来，包括前董事长沈仁康、副行长张长弓在内的多位高管因违规被查，2024年行长张荣森更是在履职仅9天后突然辞职。

频繁的管理层变动导致银行战略执行缺乏连贯性，难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发展规划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银行的业务布局和发展方向容易出现摇摆，无法有效应对市场变化和竞争挑战。

以浙商银行的信贷策略为例，其从中小企业服务转向房地产押注的激进策略，虽在短期内提升了规模，但从长期来看却埋下了资产质量隐患。由于管理层的频繁更迭，银行在战略决策过程中可能缺乏充分的论证和风险评估，导致决策失误。

此外，管理层的变动还会影响员工的稳定性和积极性，进而影响银行的整体运营效率和服务质量。

实际上，在数字化浪潮席卷金融行业的背景下，浙商银行提出“平台化服务银行”战略，试图提升效率。

例如，浙商银行2023年的科技投入占比并不算低。然而，从实际成效来看，其数字化转型仍落后于同业。据了解，尽管企业客户线上化率达90%，但主要依赖传统的供应链金融平台，在财富管理、投研能力等高端领域的数字化布局不足。

以浙商银行济南分行为例，据齐鲁壹点报道，该行普惠金融业务“线上化申贷+手机端办贷”使用率超90%，线上签约、线上提款占比均达到98%；续贷业务方面，累计完成300余笔续贷业务，电子化申贷率超80%，节约工时超9000小时。

相比之下，杭州银行通过“云收单”“云代账”等场景化服务，2024年零售AUM增幅近10%，增量创四年新高，充分展现了数字化转型带来的竞争优势。

浙商银行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面临着诸多挑战。一方面，缺乏专业的数字化人才和技术团队，难以支撑银行在金融科技领域的创新和发展。另一方面，银行内部的组织架构和业务流程相对僵化，无法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要求。在客户体验方面，浙商银行的线上服务功能和用户界面设计也需要进一步提升，以满足客户日益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。

结语

浙商银行当前面临的资产质量、盈利模式和战略转型等多重危机与挑战，本质上是激进扩张模式与经济周期下行共振的结果。而在经济增速放缓、金融监管趋严、市场竞争加剧的大环境下，浙商银行必须深刻反思自身发展战略，积极寻求破局之道。

期待浙商银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，在金融行业的大变局之中，能够稳住阵脚，占据一席之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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